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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候談判的新回合

公告時間:2009-10-06

【李河清(國立中央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)】

  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已儼然成為國際超級議題,既是科學爭辯,也是公共政策議題,更是人類安全問題。為了減緩全球暖化與氣候異常趨勢,聯合國相繼於1992年與1997年簽署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與京都議定書,訂定溫室氣體減量規範。京都議定書採取全球總量管制、國家個別目標的減量原則,規定工業化國家(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國家減去南韓、墨西哥以及東歐經濟轉型國)在2012年以前,將溫室氣體排放量較1990基準年減少5.2%,且發展中國家在2008-2012承諾期前沒有減量義務。

  2007年,第十三次聯合國氣候變遷會議(COP-13)訂定了巴里島路線圖(Bali Roadmap),確認後京都(2012年後)減量規範與架構將在2009年於哥本哈根召開COP-15時決定。COP-14已於2008年在波蘭的波茲南(Poznan, Poland)舉行,談判進程緩慢。

  2009年新一輪的氣候談判已經展開。從三月底的波昂氣候會談(A WG-KP/ LCA)起始,一路談到年底12月7-18日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( COP-15)為止。氣候外交是一連串疲累殆盡的談判過程(negotiati on by exhaustion),利益取捨、價值折衝、議題連結與行動串聯。以最近8月10-14日在波昂臨時加開的非正式諮商會議為例,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Yvo de Boer對眼前的波昂協商進度感到失望。接續京都議定書的新條約草案目前長達兩百頁,如何將草案轉化成具體可行的簡潔條文,並在12月COP-15時順利通過,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,而時間也非常急迫,只剩下10月的曼谷談判與11月的巴塞隆納談判。

  仔細觀看各國的減量方案,在架構上,發展中國家反對後京都條約加入任何減量義務,將「條約」淡化成「決議」。日本則提倡部門減量,考慮從發電、輸配或耗電產業等部門率先減量。基準年部分,除了美國的工業化國家決定仍維持議定書的1990年,美國傾向於將基準年延後至2005,加拿大及日本則建議採取多重基準年模式。

  歐盟一向被外界視為「規範性權力」的代表,在人權、多邊主義、生物安全和環境合作上,都居世界領導地位。當布希政府在2001年拒絕批准京都議定書之後,歐盟在氣候變遷與全球暖化的議題下,一方面率先推動歐盟體制內的排放交易制度(EU-ETS),另一方面,有別於其他先進國家平均減量5.2%,更負起了8%減量義務。歐盟後京都減量方案主張「20-20-30」,溫室氣體減量20%、再生能源比率20%,在其他工業化國家如美國,承諾減量目標,且發展中國家如中國和印度,也願承諾符合他們能力的減碳策略,則歐盟會自動將減碳目標加碼上提至30%。

  唯一令人鼓舞的是,8月波昂諮商會議裡通過了工業化國家(除美國外)於2020年前,較1990基準年減量15-21%,紐西蘭則承諾減10 -20%,還特別主張將土地利用及農林碳匯納入減量計算。這樣的減量幅度和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小組IPCC建議的25-40%相比,仍有一段差距。

  氣候變遷是全球所共同面對的挑戰,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免除氣候變遷的負面衝擊,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獨自擔負減量的重任,波昂非正式諮商會議的微小火光,能否照亮前景、並為後京都新約築基,端看各國在四大議題(減量適應、資金補助與技術移轉)的談判立場與利益取捨,而拍板定案的關鍵,則來自於各國領導人的政治決心。

原文轉載自【2009-10-05/工商時報/A13版/經濟教室】